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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南省保山市施甸縣姚關鎮小學教師楊惠蘭
父親這棵樹
雲南省保山市施甸縣姚關鎮小學教師 楊惠蘭
我是楊善洲的二女兒。記得上小學時，有一天，老師教給我一首好聽的兒歌：“爸爸是一棵大樹，媽媽是一棵大樹。我們是快樂的小鳥，在兩棵大樹間飛來飛去。”回到傢，我背給姐姐聽，背著，背著，姐妹倆就哭瞭。
為什麼哭呢？因為我們很少見到當時擔任保山地委副書記的爸爸。我是3歲多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爸爸，媽媽讓我叫“爸爸”，我卻害怕得直往媽媽身後躲。
不光是為我們姐妹哭，也為媽媽哭。爸爸長年在外，媽媽成瞭傢裡的頂梁柱。糧食不夠吃，她就上山找來野菜充饑；我和妹妹沒有錢上學，她清晨上山摘野果，夜晚熬夜編糞箕、紮掃把，挑到街上去賣，一分一分地湊學費……
慢慢長大瞭，有人對我說：“你爸是地委書記，靠著這棵大樹，你們一傢有享不完的福。”其實我知道，爸爸這棵樹，根本靠不上。不但靠不上，他還經常“阻止”好心人對媽媽和我們姐妹的幫助。那時候，我感到的不僅僅是委屈，甚至有些怨恨他。
1970年，我媽媽生我妹妹，傢裡缺糧，一傢人靠野菜摻雜糧度日。有一天，鄉民政幹部經過我傢，看到這種情況，就送來瞭3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。後來爸爸知道瞭，責怪我媽說：“我是黨的幹部，我們不要占公傢的一點便宜，領導的傢屬決不能搞特殊！這大米和糧票要攢瞭還給公傢！”差不多過瞭半年，我媽媽硬是東拼西湊，才還清瞭這筆糧款。媽媽說：“他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公傢歸公傢，個人歸個人，我曉得他的性格，我可以少吃點，隻是娃娃們餓著可憐啊……”
更讓我們姐妹不能理解的是，爸爸擔任保山地委書記的時候，按當時的政策，媽媽和我們姐妹都可以“農轉非”。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填好申請表後，向他報告，他卻把申請表要瞭過去，鎖進瞭抽屜裡。一個地委書記，老伴和3個孩子竟然在老傢當農民，說起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，可爸爸就是這樣做的。
爸爸去世後，在整理他的文稿時，我們讀到瞭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的對傢庭的歉疚：“我出來工作，傢庭是很困難的，傢有老母親、老伴兒，後來又有3個娃娃，就靠老伴兒在傢養老供小，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傢庭……我對傢庭欠債很多……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，回到大亮山種樹，除瞭想為傢鄉的群眾做點實事，就是想離傢近一點，每個月都爭取回傢看看。”
爸爸其實是個很有感情的人，無論是對群眾，還是對自己的傢人。
我讀初二的時候，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讀書。在保山，每個月爸爸給我買好飯菜票，還給我6塊錢的零花錢。有一次，我發現自己的枕頭下多瞭一把梳子，後來才得知是爸爸給我放的，細心的父親知道女兒已經到瞭愛美的年齡。還有一次，學校放假，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傢來接我，因為擔心趕不上客車，爸爸帶著我早上四五點鐘就起來走小路。結婚時，爸爸沒有給我買過什麼，後來我有瞭孩子，爸爸來看我，發現一傢人的衣服亂七八糟地塞在一個大紙箱子裡，就給瞭我100塊錢，讓我去做個衣櫃。
在爸爸的內心深處，他覺得這一輩子，歉疚最多的，就是媽媽。1996年我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，2005年因肺氣腫住院13天，兩次住院，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，一直守在媽媽身邊。他每天都會早早地買好早點帶給媽媽，守到夜裡很晚才回去，每次吃飯，他都要親自端到媽媽的床前。然而他生病瞭，卻不要媽媽去看他，陪他。就在爸爸最後一次生病住院時，媽媽到醫院去看望他。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：“你怎麼來瞭？你暈車，以後別來瞭，我不會有事的。”媽媽說：“我來看你一眼，你好瞭就回去。”媽媽在醫院守瞭爸爸三天，這三天，不管如何疼痛，爸爸都強忍著不出聲，那是因為他不想讓媽媽擔心。
意識到自己的日子不多瞭，爸爸在狀態稍好的時候，反復向我們交代：“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們的母親。市裡獎給我20萬，我捐瞭10萬給保山一中，6萬給瞭林場，專門留瞭4萬元給你們的母親，你們要好好用，讓你們的母親安享晚年，她這一輩子不容易。”彌留之際，他掙紮著叮囑我們，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傢的後山上，將來陪伴媽媽。
對懷念父親的人民群眾來說，爸爸走瞭；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，爸爸終於可以回傢瞭。如今，隻要我想到爸爸，浮現在眼前的，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。爸爸就是那棵大樹，他張開雙臂，為老百姓遮風擋雨瞭一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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